从门口一盏霓虹灯开始,伴着整个建筑的基调,在弥散着时代气息的房间里游走。阳光从真实的窗里照进来,照在李青的《窗》上。这一次发生在荣宅这个建筑里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旅行。
“后窗:窥视心灵之室”,《生活》月刊,170/171期,2020年1/2月号
文:Dao 资料提供:Prada 荣宅 策划:在艺·对话 刘霞 文字整理、编辑:双成、郁婷
荣宅的历史与文化融合,正是上海的奇妙之处。比起这座城市许多其他花园洋房,位于上海陕西北路(原名西摩路)的历史建筑荣宅,有一种更加内在的豪华大气。大约两年多前,Prada 精心修缮后的荣宅向公众开放——它被赋予了新的光芒与活力。一个时尚品牌选择修复一幢老洋房,而不是一个在商场里建造新的豪华商铺,或是独立旗舰店,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创新之举,也为上海的文化产业尽了一份力量。
这两年多的时间里, Prada 荣宅开始与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合作,成为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展览空间。2019年11月,长居杭州的艺术家李青 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个展“后窗”。《窗》系列并不是李青的新作,但是当这些极富有故事性和视觉意味的作品——我很赞成把李青形容为“故事讲述者”或者“虚构家”——在这个特殊建筑语境中呈现时,所产生的化学效果,比“后窗”这个名字本身还要更有想象力。
《窗》系列或者说“窗”这个意象,构筑了一个当下与过往的时空联系,将观众安排进故事发生的语境。在这一场旅行中,透过李青的《窗》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而关于“后窗”的想象里,我们又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旅程?
“后窗:窥视心灵之室”,《生活》月刊,170/171期,2020年1/2月号
文:Dao 资料提供:Prada 荣宅 策划:在艺·对话 刘霞 文字整理、编辑:双成、郁婷
策展人杰罗姆·桑斯 对话 艺术家李青
杰罗姆·桑斯:我们这次展览一个非常独特地方是,在荣宅这个本身具有文化属性和丰厚历史沉淀的建筑中,来打造与历史、人和建筑相关的展览。我想问李青的是,基于荣宅这个建筑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性,以及它被修缮之后作为一个艺术建筑的独特性,你对于在这样一个建筑中做展览的感受是怎样的?
李青:荣宅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被 Prada 租下,费时六年修缮完成之后的第一个展览的开幕。当时我走进这个建筑,觉得它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呈现出上海在近一百年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个具有“过程性”的建筑。它有非常丰富的背景沉淀——曾经是一个民族资本家的私宅,而建国之后被收归公有,现在又在 Prada 基金会的运作下形成了一个文化艺术空间,重新开放给公众。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对我非常有吸引力。所以我非常兴奋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这样一个具有丰厚故事性气氛的建筑中呈现自己的个展。它显然是一个跟普通的白盒子空间非常不一样的展场,有其建筑自身的特性。而我的作品,从根本上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探讨关于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人和建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所以将他们放在荣宅的语境里去呈现,相当程度上,充实了我作品的背景和气氛,构成了一个作品与建筑之间的一种混响的关系。这是我的作品与这个展览之间,也是展览与展馆之间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
因此在这次展览的筹备过程里,我和杰罗姆·桑斯先生也多次讨论了关于展览的展示方式,以及通过与空间的关系,呈现新作品的可能性。我们不希望荣宅仅仅只是一个展览的空间,而是希望通过我作品的布局和表达,去唤起一些曾经在这个建筑里生活过的人的故事,并且让观众感觉,似乎直至今天都仍然有人在使用这幢建筑,而不仅仅是一个公共空间。所以包括卡拉OK厅、卧室、洗手间,我们都尽可能让它给人感觉是始终有人的痕迹、有人存在的痕迹。
杰罗姆·桑斯:我们一进门看到的那一盏霓红灯其实是一个隐喻性的表述,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盏霓红灯,也并不仅仅是城市的繁华,它更寓指着一种时间上的甬道,把荣宅的现在和荣宅的过去以及上海的过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盏霓虹灯也让我联系起了这个展览里的其它作品,以及它们和这栋建筑及建筑元素之间的关联。它们是互相契合的,是这样吗?
李青:是的。建筑一直是我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点,它包括人是如何使用这个建筑,人和建筑之间的关系等等。所以我在这次展览当中的很多意象,从窗子到霓虹灯,它其实都跟建筑有关,也跟城市有关。而我使用的窗子,实际上是在如上海这样的,不断在时代更新的国际大都市的社会进程里,被最终废弃掉的一些建筑痕迹。我把它们收集了回来进行创作,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工业现成品。所以当观众站在这个窗子前面的时候,他可能通过这个“窗子”,唤起对于窗子曾经所在的那个建筑的一种想象。
而霓虹灯这一视觉意象,其实是亚洲许多大城市,尤其是以汉字文化为主导的城市夜景中的一种特殊的景观,比如中国的香港、上海、台北,日本的东京等等。这些由汉字组成的霓虹灯,由于其字体的丰富性,以及设计的丰富性,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城市夜晚的的景观。然而,它们在被使用的时候,却仅仅是作为一个招牌。因此文字本身的可阅读性,是被隐藏在实际的宣传效应之后的,而我这次《霓虹新闻》的这件作品,实际上就是把这些景观重新还原成一种可阅读的状态,还原到其文字本身的功能。
“后窗:窥视心灵之室”,《生活》月刊,170/171期,2020年1/2月号
文:Dao 资料提供:Prada 荣宅 策划:在艺·对话 刘霞 文字整理、编辑:双成、郁婷
杰罗姆·桑斯:很显然,你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但是就如我们最开始说的,你的窗户,是一个故事,而所有的故事,都需要一个框架。图像就是这个框架。我们通过“窗户”这个图像框架去展开关于生活的、空间的、时间的可能性想象。所以,“窗户”对于你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你为什么会选择“窗户”来表达你对城市、建筑和人的关注?
李青:这个最初的想法可能是关于绘画的再现与图像之间关系的一种思考,也是关于图像和实物媒介之间关系的一种思考和实验。在西方绘画的传统上,具象绘画使用焦点透视去再现场景,这种感觉就像是在墙上开了一扇窗户。但是当我把一个真正的窗户加在绘画的前面的时候,它就多了一个层次,多了一个道具,更多了一层戏剧感。
但正如我说的,我对建筑有浓厚的兴趣。而窗户作为建筑的一个部件,一个完整建筑的一部分,它可以唤起观众对这个建筑本身的一种想象。当这个窗外出现一幅虚拟的风景的时候,观众可能通过这个“窗口”思考到那个风景与“我”、及所处的这个地方之间的一种关系。
而事实上我画的这些“风景”,不可能是从一扇平民家的窗子里可以看到的景观,它是一个“虚构”的场景,也是一种“虚构”的观看的可能性。但实际上,通过这个窗子我也给观众预设了一种特定的观看的路径,让观众只能通过这样一个路径去进入这一片“风景”。于此同时,关于作品里的这些风景,我事实上大量地使用了二手图像。比如楼盘广告、互联网图像、社交媒介传播过程中被抛出的图片等等。它实际上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图像,都是信息技术条件下,已经被处理过的产物。这是今天的我们接收和观看信息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本身,也是某种“虚构”。所以当我把这种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被规定的观看方式,用一种很古典的办法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就呈现出一种荒诞性。
这其实也是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视觉是如何被技术所主导的?它又是如何和我们最基本的情感发生关联的?这里面是否有一种错位?
杰罗姆·桑斯:在你所处的这个当下时代, “窗”可能早已跳脱出我们原有的对“窗户”的认知和理解了,它更多时候可能是一种隐喻似的存在。比如说手机屏幕、电脑屏幕等等,这些“窗户”是可以来回弹动的,我们让它打开就打开,让它走就走,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物体了。而在我的成长年代里,“窗户”是一个非常固定的物,是真实固定地就在那里的。因此我想,你对这两种“窗户”的反差性,是怎样理解的?
李青:这也是我作品当中比较核心的一个内容。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窗户,我认为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接收图像与信息方式——一种是很适应人的视觉传统的,非常古典本能的去摄取和观看的方式;另一种是被技术影响的,被动接收被筛选信息的一种方式。从摄影术发明直至今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如此成熟之后,正如杰罗姆所说,大量的类似“窗口”的图像充斥着我们的视觉,并且始终在不断地流动和飘移。这导致人对于整个世界的观看和理解,变得非常的碎片化。对于图像和信息的接收则更加是。
而在这次展览的布展中,因为建筑本身的文化属性和现实条件,我们使用了一个立式的呈现效果。我觉得这个陈列方式蛮好的,在与建筑真实的窗户进行呼应的同时,无形中使得日常性的物品具有了某种纪念碑性。而这个纪念碑,是由各种关于风景的碎片图像所构成的。
比如在一楼展出的那8个立着的窗子,那件作品里用到的图像都不是我主观拍摄的,而是来自于互联网的二手图像。它们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地方的视觉截取。他们拍照,然后在 instagram 上抛出来。而我通过 instagram 对这些图像进行采集和选择,然后拼贴一样处理到一起,再将它们绘制到画面当中。
“后窗:窥视心灵之室”,《生活》月刊,170/171期,2020年1/2月号
文:Dao 资料提供:Prada 荣宅 策划:在艺·对话 刘霞 文字整理、编辑:双成、郁婷
“后窗:窥视心灵之室”,《生活》月刊,170/171期,2020年1/2月号
文:Dao 资料提供:Prada 荣宅 策划:在艺·对话 刘霞 文字整理、编辑:双成、郁婷
杰罗姆·桑斯:这可能是当下这一代人,我称之为“短信时代”的人,编织故事的方式。我想问,为什么有那么一整面墙,你贴满了各种版本的《洛丽塔》,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李青:这个作品一方面源自于我对文学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洛丽塔》这本小说的典型性。我之所以选择《洛丽塔》,是因为它太流行了!你在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的许多城市,可能见过不同的版本。这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人类学现象。在这些不同版本的封面上,通常总会出现一个少女,而这些“少女”的形象往往千差万别。她被设计成不同的样貌、打扮,满足不同的审美和文化需求,而这种审美和文化的背后,往往是其所属的不同地区的文化认知和视觉风景。它就像是一个由少女图像构成的“图像博物馆”,我觉得,它可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关于人类学的一个切片吧。
杰罗姆·桑斯:可以看出你对纳博科夫是有一个执念的,因为你收集了很多他的书。说起执念,你似乎是对杭州那些在废墟边缘徘徊的建筑也有一些执念,是不是?
李青:那是出于我对建筑的一种兴趣,同时,作为一个观察者和生活在那座城市中的一个个体,我对所处环境的变化也非常的感兴趣。这些年其实杭州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城市更新的过程,它从原来一个挺小家碧玉的城市,到被各大企业争相入驻的发展型城市,甚至这几年更变成一个网红型城市,这些实际的变化,对于一个定居在那里的人,其实居住体验,生活体验,视觉体验等,都随着环境在经历巨大的转变。
我拍的那些关于杭州住宅的照片,实际上是原来杭州郊区的农民房。那是生活在那里的居民,凭着个人对豪华的现代化住宅的想象,自己设计和建造出来的。
大概是在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曾经也作为一个租客,在这种建筑当中生活过。所以实际上,我目睹了这样一个民间建筑的运动。而且在杭州的郊区,这些建筑可能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存在,在其他地方我还没有看到过那么浮夸的、有趣的,或者是怪异的,杂糅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建筑体。西式的、现代化的、中国式传统风格等等,杂糅在一起,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本土的居民对于世界主义的想象,或者是对于一种世界文化景观的想象。
但是由于城市的扩张,土地变得昂贵,于是这些建筑已经慢慢地在一个个拆迁的过程中消失掉了。而我作为一个目睹者,我想把它记录下来。只是在我记录的那一瞬间,这个建筑周围的其它建筑已经被拆掉了,只剩下它孤零零地存在在那里,更有一种戏剧感和荒诞性。
杰罗姆·桑斯:展览点睛之笔是我们后院的这个“橘红色的帐篷”,它所欲刻画的其实也是一个关于荣宅和上海从前的历史之间关系的甬道。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把到了晚上很像一盏橘灯一样的帐篷放在花园里?里边所漂浮的人影也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意味。是什么样的想法,你将它放在这个展的最后面?
李青:我觉得这个帐篷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它是一种临时的居所和一个微缩的临时性建筑。它和土地的关系,与荣宅这样一个已经被建造、非常富丽堂皇并且满载历史的建筑和土地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是有一种对比性差异的。荣宅代表的其实是对这一块空间,或者说对一种城市空间及土地的已占有关系;但是帐篷所象征的,实质上是对一种新的空间的开拓,它是面向未来的,在试图占领更多空间的过程当中的一种临时性状态。
就像这个展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人和空间的关系——一样,我认为这是基于人的一个很基本的欲望,尤其是在城市空间中的人,他的基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他试图去占领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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