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的“邻窗”(Neighbor’s Window)系列作品,就像是透过乡村寓所的内部来观看城市的全景图。这些油画被安置在木质窗框当中的玻璃平面之上。这些从中国乡间收集而来的窗框,与画面所描绘的20世纪早期的上海建筑形成了鲜明对照。
放大·上海展览中心 Blow-Up·Shanghai Exhibition Center
木、有机玻璃、金属、油彩 109 x 98 x 7 cm 2014
李青的“邻窗”(Neighbor’s Window)系列作品,就像是透过乡村寓所的内部来观看城市的全景图。这些油画被安置在木质窗框当中的玻璃平面之上。这些从中国乡间收集而来的窗框,与画面所描绘的20世纪早期的上海建筑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这些绘画是在传递某种简单的信息的话,那么这一定是一个抛弃了乡间生活到大都市来追寻花花世界的美好童话。确实,这就是当下在中国发生的故事:据《经济学人》报道,从世纪之初开始,已经有2.5亿的农村人口聚集到了中国的各个城市。他们大多投身到了建筑行业,成为了中国现代化都市的建设者。但是,更多人在户口的限制下,无法成为这些都市的真正居民,享受城市的社会资源。缺少城市户口就意味着一只脚还落在乡村——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回到自己落户的地方。李青绘画作品所使用的材料看起来就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中国农民并没有随着大都市的发展而鸡犬升天,而是不得不徘徊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城市的现代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高耸入云的大楼,更有一些对很多人来说遥不可及的现实。就像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一样,它“近在眼前”,但是真正的距离却显得“远隔万里”——这在艺术家的展览题目当中就有所体现。
“邻窗”的符号性,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传统、中国通过“西方化”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内外部乱象的关注。这一系列的油画所描绘的景象都是来自于类似上海这样有着殖民历史的中国城市。描绘上海的景观当中,有一部分建筑是矗立在黄浦江岸的外滩之上,而这也是典型的西方式图景:它们是酒店、旗舰商店、国际机构的总部、银行、以及报纸的办公楼——各种建筑形式结合的风格大都可以追溯到Art Deco。它们显示出,国际化的美学风格在上海已经根深蒂固。这一系列当中的一些其他建筑则显现出了斯大林主义建筑的风格,这些则是苏联与中国政府关系的产物。描绘澳门葡京酒店的《邻窗:赌场》(Neighbor’s Window: Casino,2014)、以及描绘前身为中苏友好大厦的上海展览中心的《邻窗:莫斯科风》( Neighbor’s Window: Moscow Style,2013)和《邻窗:圣彼得堡风》(Neighbor’s Window: St. Petersburg Style ,2013),清晰的显示出了这一系列作品对于中国20世纪西方建筑的探索。但是,如果“赌场”所代表的是那个真正由西方国家来公开殖民的年代的话——事实上,这些挪用的风格非常真实、多元化而且无处不在,那么“莫斯科风”与“圣彼得堡风”则代表的是在更晚的历史阶段当中,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之下的拥抱外来建筑风格的产物。
李青 《放大》(Blow-Up)
上海歌德开放空间9平米美术馆现场,2014年。
在李青的“邻窗”系列当中反复出现的上海展览中心,证明这次中苏对话是李青这一系列的主要话题之一。展览中心这座大型建筑完工于1955年,当时是为纪念中苏关系而建造的。另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这一建筑主要用于向苏联老大哥致敬,在其中举办了一个关于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经济、科技、以及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教育性展览。这个建筑还出现在这一系列的单幅作品《窗棂诗稿》(Manuscript on Window ,2013)当中。与其他作品一样,艺术家将《窗棂诗稿》安放在木质窗框当中。但是,与“莫斯科风”和“圣彼得堡风”不同的是,画面当中只展现了建筑侧面狭小的视角,但是却显现出了斯大林主义建筑对于新古典元素的借鉴与偏爱。内部视角与外部主题真实的空间距离,显现出景观的真实感,以及与建筑“隔窗相望”的“真实”视角——相比而言,“莫斯科风”和“圣彼得堡风”当中,为了强调光线效果,比例略微夸张。油画不仅仅是两种身份——匿名的上海内部空间与窗外的中苏友好大厦——在相同的城市构架当中共存的视觉呈现,更是他们所共享的、片段化的凝望,李青在窗框上用中文改写的俄国学者奥西普·曼杰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诗歌则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李青选择了曼杰施塔姆向家乡圣彼得堡致敬的诗歌,然后用自己的上海替代了这座城市。这一举动将这幅油画的语义进行了强调——就好像这位艺术家在向中苏“友谊”表示敬意一样。但是,就像李青经常引用的欧·亨利(O. Henry)短片小说《最后一片常春藤叶》(The Last Leaf)当中所发生的故事一样——一位即将去世的妇女窗外的景色被一张类似的油画所替代,在《窗棂诗稿》当中,艺术家用诗性的历史替代了实际景观。
“李青”,《Flash Art》第307期,2016年3 - 4月号
文:Michele D’Aurizio 译:朱春杭
《窗棂诗稿》对文人画的方式进行的回溯:在其中加入手写的诗歌,就如同在山水画当中用书法题跋一样。除了这一传统之外,人们还可以在李青的绘画语言当中读出现实主义的借鉴,因为画面当中的建筑都是经过精细的研究之后再被呈现在画面当中的;因为这些建筑还承担着社会政治的含义,所以这也可以延伸到绘画史的层面。但是,对于支撑绘画、引入最基本元素的窗户——那些方格子——来说,人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些独特、突出的语言呢?它们是图形抽象吗?这些绘画的焦点,因此转向了文人画的隐逸与社会现实主义美学的专制之间所形成的张力上,在这个层面上,图形抽象、或者进一步说、西方的抽象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调停媒介。抛开抽丝剥茧的隐喻,这些绘画作品依然保持了对绘画历史的延续:它就是一扇窗,通过窗框来展现景象,不管是现实还是有所指向的。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通过对表面现象的研究,以取精用弘的方式来“消化”传统。同时,它还提出了中国艺术在国际艺术语境之下的身份问题。
在李青稍后使用窗框创作的绘画当中,这一方法变得更加直接——比如那些他使用中国艺术家在境外展览的海报创作的作品。这些油画总是会与实际的展览海报一起展出,而这些广告往往是简单的被搁置在廉价的镜框当中,比如在构建的厕所环境当作展出的装置作品《放大》(Blow-Up,2014)。在这件作品当中,这位艺术家收集了一系列在国际领域上取得成功的同行们的海报,通过特定的环境加以呈现。厕所隐喻的层叠逻辑,在绘画当中也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它以粗俗的方式呈现出了多种创新:拼凑的瓷砖掩盖了墙面和地板;两个不配套的水池被相邻安装在了一起,两个小便池甚至看起来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让人想起中国近些年的历史——它最初的模型来自于共产主义时期的发展——不管这多么让人无法忘记,大家都会被强行“拖入”现在时。同样,中国艺术似乎对于强行的“现代化”过程也保持抵抗,比如对于美学传统当中的政治身份的质疑。中国艺术进入全球系统,往往仅仅是因为其“中国性”。它只能被国际玩家“进口”,就好像《放大》当中展出的广告海报一样,对政治正确以及“代表性”的画廊艺术家进行宣传。在这样的语境下,这种对中苏友谊式的积极对话的热切期待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李青”,《Flash Art》第307期,2016年3 - 4月号
文:Michele D’Aurizio 译:朱春杭
在极度自以为是的艺术圈以及通向饱和的市场之路上,在中国,围绕文化的开放性进行讨论显得刻不容缓。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在中国当代艺术当中再次出现的窗户、以及广义层面上的建筑“开口”,也许显示出的正是这一问题的发展状态。从艾未未2007年使用拆迁的明清房屋当中收集而来的门窗制作的《Template》、到宋冬的《无为之为》(Doing Nothing,2013年至今),被抛弃旧门窗的使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但是,它的反复出现似乎总是在针对中国城市化景观改造过程当中的“野蛮”进行批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成为了一种文化遗产面临危险的提示符号。刘窗的《被分割的风景》(Segmented Landscape ,2014)是另一个例子:一系列带有独特纹样的金属窗护栏,被聚光灯戏剧性的照亮;人工的微风让护栏后的窗帘开始飘荡,而上面的护栏花纹投影看起来就像在浮动。刘窗的窗户让人想到的是安全问题,从而引申到私有财产的概念,这被掩盖在了日常生活反复出现的景象当中。这样的画面让人想到了李青“邻窗”系列作品当中对于“近若咫尺”的建筑的细致观察:这些绘画呈现了那些还没有将自己的历史抛弃的城市,它们在持续的对历史进行吸收,并且将其引入现在时。只有将自己同时置身于历史之内和历史之外、中国之内与中国之外的艺术家,才可以记录下这个过程。
译:朱春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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